“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事。”—— 尤利乌斯·伏契克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
尤利乌斯·伏契克（Julius Fucik，1903～1943），捷克作家、文艺评论家。生于工人家庭，在俄国十月革命鼓舞下投身革命活动，18岁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，曾任党刊《创造》和《红色权利报》的编辑。1942年4月24日，因叛徒出卖被捕。
尤利乌斯·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监狱里被严刑拷打，在随时都可能被处以绞刑的情况下，保持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，以超人的意志克服肉体上的痛苦，组织、领导狱中的政治斗争。他的精神感动了一位看守，得到了一些铅笔头和碎纸片，他于是用这些简陋的工具，写成了不朽之著——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。
1945年5月，纳粹德国战败，伏契克的妻子出狱，找到了那位看守，要来了伏契克的手稿，这部凝聚着伏契克和战友们鲜血和生命的著作——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才得以与世人见面。然而，伏契克本人却没能等到这一天，他在纳粹的监狱受尽了种种肉体和精神折磨后，于1943年9月8日被纳粹分子秘密杀害。
“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，生活就越纯洁。”
1942年4月24日10点差5分，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伏契克来到达叶林涅克家碰头。在他们准备离去时，手持短枪的盖世太保砸开带环的大门，伏契克被推上一辆汽车，关进了庞克拉茨监狱。随即，伏契克被猛击了数不清多少棍子。由于叛徒的出卖，盖世太保弄清了伏契克是捷共中央委员和《红色权利报》编辑。伏契克是星期五被捕的，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已是星期二晚上。敌人依旧严刑逼供，但伏契克什么也不说。 不久，伏契克便被折磨得离死不远了。一位名叫约瑟夫·佩舍里的狱友，原是中学高级教师，用湿绷带给伏契克裹伤，驱走逼近伏契克的死神。
1943年5月1日，碰巧是那个允许伏契克写作的看守值班。轮到“放风”了，伏契克带队做了一套特别的操，第一节：抡大锤。第二节：割麦。虽然惨遭灭绝人性的毒打，但这幕哑剧却是他们的“五一”宣言：勇往直前，决不叛变。
“应该笑着去面对人生，不管一切如何。”
伏契克的妻子古斯达也是一名坚强的革命者，在伏契克被捕后，敌人也把她抓进了牢房。有一次审讯时，敌人带古斯达与伏契克当庭对质，妄图通过古斯达劝诱伏契克屈服。敌人对她说：“告诉他，叫他聪明些。假如他不替自己着想，叫他至少替你想想。给你一个钟头去考虑。假如你们还那样顽固，今天晚上就枪毙你们，两个都枪毙。” 古斯达回答说：“侦讯官先生，这对于我并不是什么恐吓，这正是我最后的愿望。假如你们要处死他，就把我也处死好了。” 在书中，伏契克情不自禁地赞叹：“这就是古斯达！这就是爱情和勇气！”
“忠实于理想——这是崇高而又有力的一种感情，这种感情和最残酷的压迫相对抗，这种感情甚至在危急万分的时刻也仍存于人的心中。”
伏契克在书中怀着热爱和感激之情提到了“狱中集体”。受尽折磨的人们的兄弟般的友爱，具有一种向心力，能把大家凝结成一个整体。他用许多生动的事例，说明这种友爱的威力，它能穿透墙壁，拥抱所有牢房。这是一种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、不可征服的力量。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叶林涅克夫妇，平时显不出是英雄人物，可是在敌人面前却坚强如钢。当盖世太保闯进他们的家时，他们并肩站着。妻子问丈夫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丈夫回答：“我们去死。”她没叫喊一声，也没摇晃一下，而是面对瞄准他们的枪口，用一种十分优美的姿势把手递给他的丈夫。她以往是爱哭的，可是在狱中却不曾流过一滴泪。她最后的遗言是：“请转告外面的同志，不要为我难过，也不要被这件事吓住。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，我也将按照要求去死。”
“我们曾经为欢乐而斗争，我们将要为欢乐而死。因此，悲哀永远不要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”
在400号受审的时候，伏契克知道了米列克是个叛徒。但和伏契克一样在400号受审的共产党员都不投降，400号里的犯人成了一个活跃的战斗集体，简直可以叫做“共产党中央”了，因为被捕的许多党的高级干部也在这里被审讯。城郊的死尸越堆越高，已经不是几十具，几百具，而是几千具了。无论男女、甚至儿童，党卫军都要斩尽杀绝，诛连全家，村庄整个整个地被血洗、烧光。夺命的枪弹如同黑死病一般在全国各地蔓延，无人幸免。 面对白色恐怖，伏契克和他的同志们相互鼓励：活下去！
“倘若我知道，我就是最后的牺牲者的话，我会情愿去赴死。”
1943年6月9日，伏契克被押到“帝国”受审，他终止了写作。
1943年9月8日，伏契克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高唱《国际歌》英勇就义，牺牲时年仅40岁。
